谈心谈话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党重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典范，他们的谈话实践充分彰显出领袖群体的领导艺术。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资料图片）。
善于通过个别谈话打通干部思想
“个别谈话”是一种“一对一”式的谈话类型，其对于打通被谈话人的思想具有显著作用，是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通过谈话的方式对干部进行个别的思想教育。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首道就说，毛泽东“善于按照不同的对象细致地帮助干部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一位文艺工作者向毛主席倾诉工作中感到的委屈，毛主席就给他讲一些老同志怎样在受到机会主义路线无情打击后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劝他抖擞精神，安心工作。一些通信兵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毛主席就说他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鼓励他们当好革命的‘鲁班石’。每个干部同毛主席谈话，都无不为他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所鼓舞和旺盛的革命热情所感染”。
1945年7月，毛泽东在枣园与萧劲光进行了一次长谈。据萧劲光回忆：“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高干会批评了留守兵团，但是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有缺点错误，但性质是属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不是路线错误。高干会对留守兵团所做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高干会前后调动了许多留守兵团干部的工作，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方法上是不对的。’毛主席的一席话，使我心悦诚服，所谓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就是说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但对于这些缺点错误必须正视，勇于改正，那才是正确的态度。”“毛主席既肯定了成绩，又分清了错误是非，并教育我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他教育干部的良苦用心，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它。几十年来，主席的这一谆谆教导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刘少奇也非常重视并且善于通过谈心谈话来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刘少奇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期间，与他共事过的许多同志都对其运用谈心谈话来开展工作有深刻记忆。张爱萍回忆说：“少奇同志在淮北虽然只待了两个月，但在这紧张繁忙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给干部作报告，经常找党政军干部们个别谈话。”
刘顺元也提到：“他总是亲自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主动找同志们谈心，谈工作，也谈生活。部队和地方主要干部的情况，他都注意了解。某同志有什么特点，什么长处，什么短处，他都能说出来。对干部，工作有了成绩，就给予表扬；犯了错误就给予批评和耐心的教育，既热情又严肃，循循善诱。当时我们一些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活动圈子比较小，来到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局面大了，接触的人和事多了，显得不太适应。他主动找去谈心，给以启发诱导。”
善于通过任前谈话勉励干部担当作为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重视任前谈话，经常亲自做这项组织工作，他们在谈话中旗帜鲜明地鼓励、支持被谈话人勇挑重担、敢于担当，帮助他们打消思想顾虑，卸下思想包袱，轻松上阵赴任。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同何长工进行了一次任前谈话。据何长工回忆，周恩来说：“反‘围剿’战争当前比较吃紧。为防患于未然，为了前线，需要加强领导力量，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认为你比较合适，想把你的工作岗位换一换，到粤赣军区去当司令员兼政委。”接着，周恩来站起来把双手向前一伸，加重语气说道：“长工同志，这是三副放在你肩上的重担。”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何长工思量着是否能担得起这份责任，显得有些担忧和犹豫。“我的心思一下子被恩来同志的眼光照透了。他跟我谈思想，作指示，现在回忆起来记得有这么几点：一是要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二要注意同南线对手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统战工作……接着朱德同志也给我谈了话，主要讲南方战线的军事斗争。”“周恩来和朱德两位领导的谈话，给我指出了工作的方向，也解去了凝结在心头上的疑团，增强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去南方战线斗争的信心。”
任前谈话的主题除了鼓励，还有叮嘱和期望。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决定邓力群到新疆工作，任联络员。在进入新疆之前，刘少奇专门跟邓力群谈话，给邓力群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他回忆：“临走时，少奇同志同我谈了一次话，叮嘱我说，外事工作无大小，事事都要请示中央。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慎重。”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史上，对干部进行任前谈话是党开辟工作新领域、新局面的重要环节，在一些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当年周恩来在重庆，每送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去延安时，他都一个一个地同这些同志谈话。一句句亲切的话语，一句句深情的嘱托，把党的关怀与温暖送到了每一位同志的心坎上，激励着他们满怀信心地踏上新的征途，当年听过周恩来谈话的老同志几十年后回忆起来时仍激动不已。还比如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审时度势派遣大批干部进入东北。陈云便夜以继日地与从关内来东北局报到的干部谈话，分配他们奔赴东北各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掌握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正是有了这一环节的加持，我们党以干部的培养任用为突破口，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打开了东北斗争形势的新局面。
善于通过日常谈话传授领导经验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从前方到延安学习的军事干部。据张宗逊回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全吐出来，心情就舒畅了。你们再把架子放下来，如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
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期间，与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多有工作交集，他多次在日常谈话中向赖传珠传授开展工作的领导方法。赖传珠曾在日记中写道：“政委（指刘少奇）说，我们是战略指导机关，不是战术单位，一切大的原则指示，可多下，不成问题的。有些问题处理太快并不好，容易欠周到。”不仅如此，刘少奇在与赖传珠的交流谈话中时常指出赖传珠的缺点与不足，这对他认识自我、力争做一名好的领导干部具有启示意义。他在日记中记录刘少奇对他的批评：“谈到我的缺点，其他都很对，主观太重，有时对于事实没弄清楚就讲出来了；有时说话单刀直入，不顾对方能否接受；爱说笑话，谈闲引起同志不满；不是军事问题，多听从别人意见为好。”
朱德在抗战时期经常通过日常谈话教育我军将领。1938年夏天，杨得志奉命由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改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赴任途中，他在山西故县村见到朱总司令，两人进行了谈话。当杨得志说到对敌后平原作战缺乏经验时，朱德就鼓励他在战争中学习。“他非常乐观地说：‘工作艰苦，斗争形势也会错综而复杂，不过我看没啥子了不起的嘛！’他还让警卫员拿来西瓜，一边让我吃，一边嘱咐我到三四四旅后要注意方式方法，团结干部战士，开辟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杨得志在回忆中自陈，这次谈话对他的启发和教育作用很大，激励着他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团结干部战士，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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